農民就好似一條在大海中游蕩的小船，隨波逐流，顯得無助無力。這樣的現實下，國人如何能端穩(wěn)自己的飯碗?
種糧不掙錢國人飯碗怎能端穩(wěn)
記者林遠在鄉(xiāng)下走訪時發(fā)現一種現象：農民長年坑哧坑哧的種糧食，然后發(fā)現辛苦種了大半輩子的糧，居然還喂不飽自己和家人，沒錢送孩子讀書送老人看病，大急之下土地一撂，跑到城里打工掙錢了。于是，田地成了荒地，家中老人和孩子成了留守人口。再然后，個別村干部在某個寂寞的夜里靈光一閃，發(fā)現了一條能帶領全村留守人口走上致富的康莊大道，那就是向水稻小麥什么的統(tǒng)統(tǒng)說再見，從今往后只種經濟作物，藍莓草莓山楂之流越多越好，這些東西價格比糧食賣得高城里人還愛吃。之后，整個村推陳出新把所有土地流轉起來全部改種，以后除了賣水果掙大錢外，還能搞搞采摘和農家樂，可謂一舉多得。再或者，有人干脆就把所有土地都流轉給企業(yè)，他們愛干嘛干嘛，每年給租子就成。
于是，在我走過的諸多農村地區(qū)，看到了數量龐大的果園、大棚、農家樂、農業(yè)度假風景區(qū)。連片的糧田越來越少，小麥、稻谷、大豆的人氣每況愈下。
土地流轉毫無疑問是解決當下農業(yè)發(fā)展問題的一劑良藥，因為只有讓土地連片流轉最后形成一定規(guī)模，再讓少數人針對大面積的土地進行統(tǒng)一經營和管理，才有提高生產效率的基本條件。但不知土地流轉為何一到基層就變了味，一些基層干部把土地流轉當作政績工程，設置指標強迫農民搞流轉。
去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接近9000元，真正來自于種植業(yè)的收入卻連1/4都不到。曾有位農民給我算過一筆賬，種一畝水稻的利潤無論怎么算都只有幾十塊錢，這還是在風調雨順的時候，但凡要有點天災人禍，“那是要虧到姥姥家的”。
隨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規(guī)模日趨增大，流轉中存在的一些隱憂也暴露了出來。幾個農業(yè)大省獲得的數據顯示，各地土地流轉面積在快速增加的同時，用于種糧的面積呈逐年下降趨勢。有專家分析稱，雖然出現這種情況并非反常，但如果高比例的“糧地不糧用”成為常態(tài)，將成為我國糧食安全的一大威脅。
耕地種糧比例每況愈下的同時，土地流轉規(guī)模卻在“飛速前進”。據農業(yè)部統(tǒng)計，截至2013年底，全國承包耕地流轉面積3.4億畝，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轉比例達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個百分點。這種變化在糧食主產省尤為明顯，安徽省農業(yè)廳獲得的數據顯示，過去5年，該省耕地流轉率年均增幅達到37.6%，其中2013年底比2012年底凈增737萬畝，增幅達57.8%。
對于上述現象，一些業(yè)內專家表示擔憂，很多地方片面追求流轉規(guī)模和流轉比例，但卻忽略了土地流轉后繼續(xù)種糧能否給業(yè)主帶來效益的問題。
四大糧食主產區(qū)土地流轉“非糧化率”達61.1%
“一方面，國家對種糧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及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但另一方面，當前這個‘飯碗’并不牢固，糧食安全遇到方方面面的巨大挑戰(zhàn)。”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孫其信說。
作為我國農業(yè)領域的權威專家，孫其信長期關注著糧食問題。在他看來，糧食安全隱患集中反映在兩組數字上：
其一，國內糧食進口量大幅增加。雖然我國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實現了“十連增”，總產量達到6.2億噸，但糧食進口的數量在不斷增加，自給率下降到90%，低于《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guī)劃綱要(2008~2020年)》中糧食自給率要穩(wěn)定在95%以上的目標。
“為彌補這一缺口，我國每年進口的農產品數量能折抵7億畝耕地種植面積。因此，中央提出‘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孫其信說。
其二，由于各種原因，國內糧食種植面積在不斷下滑。從2008年到2012年，我國水稻的播種面積下降3%，小麥播種面積下降18.5%。“這些農田既然沒有種植糧食，就有可能是撂荒或轉為其他用途。”
供給與需求的雙重擠壓，給糧食安全帶來巨大壓力。
在此情形下，土地流轉“非糧化”現象加劇。“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任其蔓延發(fā)展，國家的糧食安全可能會真的出現問題。”孫其信說。
根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對河南、山東、河北、安徽四省的調查，土地流轉“非糧化率”達61.1%，而且流轉后耕地復種指數明顯低于之前。與此同時，流轉規(guī)模越大，非糧化傾向越明顯。
以小見大!僅僅這幾大糧食主產區(qū)2013年的糧食產量占了全國的28%。而隨著我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土地流轉的速度在不斷加快。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國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達到26%，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一。
糧食生產應推行家庭農場
山東財經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蔚認為，種糧并不具有規(guī)模效益，甚至會因所雇工人不夠上心而減產。因此，當土地流轉給工商資本后，即使初衷是種糧，最終也會將土地轉向其它用途，如養(yǎng)殖業(yè)、旅游業(yè)等，頂多留出一部分土地種糧以應付檢查。
另外，由于種糧收益不高，種糧大戶在流轉土地時難以和其他出資者競價，致使農民紛紛把土地流轉給了非糧用地。這就使得當前出現這樣的現象:哪個地方的土地流轉得多，哪個地方的土地非糧化程度就高，從而威脅到糧食種植面積甚至糧食安全。
在王蔚看來，如果僅僅依靠制定政策，硬性規(guī)定土地流轉后的種糧比例，在無利可圖甚至賠本的預期下，工商資本就會退出該領域，影響土地流轉進程。更好的解決之策，是大力推行家庭農場，并保持適度規(guī)模經營。
王蔚建議，為保證種糧面積，土地流轉時必須明確流向，提高種糧用地的財政補貼。對于流轉后的用途，政府要時刻監(jiān)督、限制、管理，對改變用途的作法進行處理或罰款，并及時通過強制性法令恢復種糧。否則，土地一經固化，就很難繼續(xù)種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