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農村集體資產比喻為一塊蛋糕，這塊蛋糕到底包括哪些資產、哪些人有份、哪些人有責?這塊蛋糕能不能做大、怎么做大、做大之后怎么辦?過去，這些問題基本上處于模糊狀態(tài)。
重慶市較早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在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wěn)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頒布后，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那么，重慶市究竟能否解決由來已久的蛋糕如何做大、如何劃分的難題?近日，《經濟日報》記者對重慶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行采訪調查。重慶市農業(yè)委員會主任路偉表示，重慶按照“問題導向抓重點、關鍵突破帶全局、結果導向求實效”的要求抓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可以說，正在形成共贏、多贏的局面。
摸清家底，哪些資產可以量化
重慶市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第一步，就是清產核資，摸清家底。重慶市農委農經管理站站長劉君紹說，產權改革先要清資，集體資產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哪些可以量化、哪些不能量化，“然后才好往前走”。
清資主要是厘清資金、資產、資源“三資”家底。重慶市梁平區(qū)2014年成為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qū)，重點探索農村集體資產量化確權和農村集體產權股份合作制改革。為此，梁平區(qū)選擇在東明村和萬年村先行突破，并制訂了“三資”清理規(guī)則：資金就是村集體賬面上入賬和未入賬的金額，以及應收未收的收入;資產分為經營性和非經營兩類，前者有門店廠房、水塘泵站等出租和未出租的歸集體所有的設施設備，后者涉及各種園室包括衛(wèi)生室、農家書屋、村級服務中心等;資源主要是農地和林地，由于農地和林地基本承包到戶，這一塊首先落實承包經營權證，另一塊需要厘清的是集體建設用地、集體留地和四荒地等。
清資過程比較順利，東明村和萬年村兩個月就完成。梁平區(qū)農委主任楊代述說，清資方案采取公開+討論的辦法，所有方案細則要公示，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見、可以爭論，實施前每戶村民都要簽字。鑒于村集體經濟整體薄弱，清產核資主要由農委會、農經站指導，村民代表共同估算，不聘請專業(yè)評估機構，既減少成本，也符合村情民意，“方案一敲定，推起來順風順水”。
東明村此前部分村民成立了果品銷售合作社，利用高速公路經過本村地界優(yōu)勢在服務站經營果品，最初清產時沒有納入這塊，一些村民認為這塊收益全體村民都有份，最后村民同意按照每年分紅45萬元估價，納入集體資產。“大家都能獲益，這就最大限度減少了矛盾。”東明村村委會主任，也是改革后成立的東池社區(qū)股份合作社理事長曾祖朋說。
與梁平相比，重慶市沙坪壩區(qū)覃家崗街道童家橋村清產核資更復雜。由于城區(qū)擴張，童家橋村多數(shù)村民較早“農轉非”，要求分光集體財產。壓力下，童家橋村在劉家墳組進行集體資產改革試點，2007年在全村實施改革，“盡管方案經村民反復討論，細致入微，但由于家業(yè)較大，清產核資就花了半年”。童家橋村社區(qū)股份公司總經理雷國瓊回憶。
清產核資弄清了集體家當，也暴露多數(shù)村集體家底薄弱的境況。重慶市云陽縣副縣長賀瑋說，全縣477個行政村，其中193個村完成清產核資，經營性資產總共1500萬元，加上可轉化經營性資產才5000萬元。梁平區(qū)大抵相同，資產最多的村幾百萬元，少的幾十元甚至零，全區(qū)空殼村占一半。重慶市農委副主任高興明說，全市約70%行政村沒有經營性收入。
界定資格，哪些人可以成股東
集體產權改革第二步，人員清理，界定成員資格。梁平區(qū)農改辦副主任吳正遠介紹，本著讓改革紅利惠及每個村民的要求，梁平區(qū)確立了“法定+討論、不輕易否定”的“寬”資格原則，有法律規(guī)定的按法律辦，沒有規(guī)定的讓村民討論，不輕易剝奪任何一個村民的資格，盡量讓村民應享盡享。
梁平區(qū)萬年村村民4135人，村集體股東成員4076人，59人沒能界定。萬年村黨支部書記謝林洪說，每家每戶的情況大家都很了解，方案也經過村民多次大會小會討論，哪種情況符合、哪種情況不符合，都心中有數(shù)。最后，萬年村以2016年4月30日24:00為節(jié)點，節(jié)點前符合9類條件的村民獲得成員資格，不符合條件的，比如已是公務員、退休后回村養(yǎng)老等11種情況被排除，“幾乎一戶一策，沒有獲得資格的也無話可說”。
但身份情況千差萬別，矛盾還是不少。萬年村曾有100多人的地被部分征用，村里得到80個失地保險指標，購買保險的村民退休后每月有幾百元養(yǎng)老金。由于保險指標數(shù)比實際失地農民少，村民以抓鬮來獲得指標。認定成員時，有村民認為這些人應排除在外，引發(fā)多次爭論、爭吵，最后全部界定為集體成員才算平靜。“爭論的好處，就是既得到大多數(shù)人認可，也防止多數(shù)人侵犯少數(shù)人權益。”謝林洪已很懂政策。
多數(shù)村集體以某一時間節(jié)點認定成員資格，有的村則以某一時間段甚至幾個時間段為依據(jù)。云陽縣農委主任吳將軍解釋，有的村經歷過重組、移民、征地等變遷，成員對集體的貢獻有大有小，出于公平，村民要求按不同時間段確認身份。但不論哪種形式，都要尊重村民意愿，經村民同意認可。
尊重意愿、公平公開，使一些困擾鄉(xiāng)村的“老大難”問題在改革中得以化解。梁平區(qū)農委副主任冉懋國列舉了一些疑難情況，比如戶籍和承包地在村里、外地就業(yè)的大學生，只要沒吃財政飯;戶籍不在本村的外嫁女，本村有承包地，但不是兩頭享有;戶籍進城，但沒有全額享受國家或單位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的;屬于本集體成員的計劃外生育子女等，都認定其成員資格，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了讓群眾受益的改革要求。
量化確權，多少股份村民清楚
集體產權改革第三步，量化確權，村民真正成股東。梁平區(qū)副區(qū)長唐詩平說，股權設置是產權改革的關鍵一步，尤其是試驗區(qū)，不僅要先行一步，還要找到可復制的辦法。
通過反復摸底，梁平區(qū)提出“不設集體股，一人一股、按人平均”的股權量化辦法。這一辦法能否行得通?東明村在全區(qū)“第一個吃螃蟹”，曾祖朋介紹，村集體清資共88.96萬元，村里最初提出按20%設集體股，上面沒通過，村民不同意，最后按照一人一股、每股股金969.6元量化到全部927個成員身上，“后來各村差不多都這樣做”。
為什么不設集體股?楊代述解釋，產權改革就要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才能體現(xiàn)讓農民受益的目的，“如果設集體股，是個人持?還是村委會持?將來集體經濟發(fā)展了會不會成為少數(shù)人的特權?必須徹底改革”。那么沒有集體股，會不會影響集體公益?劉君紹介紹，通過設置公積金、公益金，可以化解公益難題，目前重慶市量化完成的500多個村、近2000個組大多按收益的40%提取。
股權設置體現(xiàn)了統(tǒng)一性與靈活性的結合。在重慶市，多數(shù)村集體與東明村一樣“既確股也確額”，也有的“只確股不確額”。因為有些村集體暫時沒有可量化的經營性資產，就先把可轉化的經營性資產進行量化，等將來集體經濟發(fā)展了再坐實。本著公平與簡化，對股權管理基本實行“增人不增股，減人不減股”模式。為了確保股東權益，重慶市還以戶為單位頒發(fā)了股權證書，并開始對集體資產股份收益、退出、轉讓等權能進行探索。萬年村65歲的唐信凡是6口之主，他拿著紅色的股權證書告訴記者，以后有盼頭了，這證書可以繼承。
一些資產較少的村集體股份量化相對簡單，比較富裕的村集體如何設置股權?在童家橋村，總經理雷國瓊給出了答案。由于資產較大、年限較久，童家橋村在股權設置中將股份分為年齡股和勞力股，這樣既保障每個股民的權益，也照顧了為村集體作出較大貢獻的村民。引人關注的是，童家橋村老黨支部書記張大平帶頭拒絕了村民為村干部設立貢獻股的意見，按規(guī)則與村民同權持股。當初就是他帶頭堅持集體產權改革，才避免村集體被分光吃光，“好帶頭人才是集體經濟最大的財富。”雷國瓊說。
股權管理，如何不再是糊涂賬
2016年8月23日，萬年村集體經濟組織鳳鶴社區(qū)股份合作社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理事會、監(jiān)事會、社員代表大會“三會”先期成立。合作社副理事長謝攀說，過去集體有錢了想投啥投啥，現(xiàn)在不一樣了，先要穩(wěn)，不能瞎投資，村民都是股東，賠或賺關系每個人的收益。
量化改革后，多數(shù)村與萬年村一樣成立了名副其實的集體經濟組織，組織架構和管理程序逐步規(guī)范。重慶市農委農經處處長黃君一說，規(guī)范管理的直接好處就是喚醒集體經濟“沉睡的活力”。過去一些山塘坪壩荒著就荒著，現(xiàn)在開始盤活了，到去年底全市以租賃、流轉方式盤活的資產有1.5億元。東明村的梁平柚很有名，但柚皮不好處理，村集體成立東池社區(qū)股份合作社后，股東積極性很高，村里的果品合作社理事長莫坤榮自己聯(lián)系蜜餞專家開發(fā)柚皮糖，不到一年銷售收入近10萬元。
村民權益更有保障。云陽縣盤龍街道四民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理事長柯賢權說，去年全村687名股東2849股每股分紅3元，平均每戶增加近100元收入，“別看少，過去沒有過，而且這才開始”。他顯得很有信心。在坪橋社，66歲的村民冉崇玉告訴記者，分紅一年比一年多，去年她家分紅2萬多元，她現(xiàn)在每天跳壩壩舞，每年都出去旅游，這樣的集體才靠得住。
對沒有積累、沒有經營性資產的“空殼村”，賀瑋說，有的先把可轉化資產適當量化成立股份合作社，為今后發(fā)展建個臺子，縣里則從2017年起每年財政投入2000萬元，扶持10個村集體，通過“輸血式”方式盡快把集體經濟扶上路。而重慶市去年起每年財政投入2億元，分別扶持200個村集體，每村100萬元，盡快幫助村集體做大。
農村集體產權改革使得新的集體經濟組織改大了、改強了，農民權利有了保障、利益得到落實。不過，新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組織還面臨注冊難、缺人才、融資難等情況。比如按照公司法股份公司最多200個股東，但村集體動輒幾百上千股東，這些問題靠一地顯然難以解決。重慶市農委主任路偉認為，有困難不可怕，只要方向對頭，目標明確，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能按要求完成。
